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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jié) 新中國成立前苗文的狀況
一、古代苗文的記載及傳說
關于古代苗族有無文字，學術界歷來頗多爭論。1997年《貴州社會科學》第四期發(fā)表《論苗族民俗文化中的蚩尤形象》一文認為，苗族民間認為，蚩尤是古苗文的創(chuàng)造者。各地的苗族幾乎都有苗族古代有文字的傳說，這些文字寫在羊皮或樹皮上，傳說中大都認為，由于戰(zhàn)爭與遷徙頻繁，苗族古文字才不幸失傳，如今各地苗族刺繡圖案中的幾何花紋，就是古代苗文的零星殘存。
苗族的文字，有著曲折的經歷。清代以后的文獻記載，苗族歷史上確實有文字，如湖南城步苗族曾使用過一種類似漢字篆文的苗文，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苗族楊清保起義失敗后，因被官府強令禁用而失傳。在清人陸次云所撰《峒溪纖志》、近人謝彬著《云南游記》、于曙巒著《貴州苗族雜譚》、華學涑著《國文探索一斑》等書中，也提到云、貴、川等省有苗文。謝彬云：“苗文為太古文字之一，半立于象形，無形可象者立于會意或諧聲，亦有不得有形、意、聲立者，則附以各種記號，有一字數音、數字一音者?！皣庖恍W者如德韋利阿(G'abriel Deveia)、 維亞爾(Paul Vial)和 德奧·隆 (Commandant Douone)等人對苗文曾有過調查和研究。這些苗文字形，與老彝文有某些相似，因而有人曾懷疑是彝文。但與《彝漢字典》對照，并經貴州彝文學者辨別，認為不是彝文，音義差別很大，而苗語確能解之。有的專家研究認為，古苗文確實是存在的，只因應用范圍不廣或被官府禁用，所以無法流傳，史籍才說苗族“無文字，刻木為契”。近年在黔東南雷公山和月亮山周圍的苗族聚居區(qū)發(fā)現一些碑文，類似漢字，但又不是漢字，也不同于“水書”，當地人稱為“苗文碑”，可惜殘破不全了，是否與古苗文有關，尚待文字專家研究。近現代以來，很多學者認為，關嶺紅巖碑的天書，屬古代苗文，持此意見的學者頗多。有不少學者認為，威寧中水出土的古陶瓷中的刻畫符號，亦是古代苗文的雛形。
二、柏格里老苗文以及其他苗文的創(chuàng)制
20世紀之前，苗族沒有自己通用的文字。清末黔西縣化屋鄉(xiāng)苗族楊維舟用漢字偏旁部首創(chuàng)制過苗文；威寧縣苗族張約翰等人根據傳統(tǒng)整理過兩套苗文符號。民國初年，英國傳教士胡托(M.H.Hutton)在黔東南的旁海鎮(zhèn)(現凱里市轄)傳教時，也創(chuàng)制了一種苗文，這種苗文以北洋軍閥政府教育部1918年公布的國語注音字母為基礎，以旁海苗語為標準音，故稱“注音字母苗文”，當地教會曾用之翻印了大量宗教讀物，該文字先早已銷聲匿跡。清末民初，湘西杰出的苗族詩歌作者石板塘曾運用“六書”的造字規(guī)律，借用漢字偏旁，創(chuàng)造了方塊字形的苗文，用以記錄和創(chuàng)作詩歌，并在部分苗族中推行?？谷諔?zhàn)爭時期，湘西苗族學者石啟貴運用阿拉伯字母，以乾城(今吉首)苗語語音為基礎，創(chuàng)制了苗族拼音文字，以后又在此基礎上，簡化為“速記苗文”。同時期，貴州松桃苗族教師龍紹華曾運用國際音標編寫東部方言的苗文課本(稱“紅苗語課本”)，對學生講授。
1905年英國傳教士柏格里(Samuel Pollard)為傳教的需要，在漢族傳道員李斯提反和苗族知識分子楊雅各等人的協(xié)助下，運用苗族前輩整理的符號和拉丁字母，以石門坎為標準音點創(chuàng)制了拼音文字，并在川黔滇苗區(qū)推行。這種拼音文字稱“柏格里苗文”或“石門坎苗文”，亦稱滇東北老苗文。
柏格里等人對于這一發(fā)明非常滿意，他們曾經吹噓說：“這種發(fā)明很成功，有二十幾匹馬馱了用我們的字母拼寫的圣經到了昆明以后，在兩小時內，全部賣完?！蔽淖謱W家指出，這不是文字創(chuàng)造成功不成功的問題，而是苗族迫切需要文字的表現。
老苗文主要適用于貴州省畢節(jié)地區(qū)、安順地區(qū)、六盤水市和云南省昭通地區(qū)、昆明市、楚雄彝族自治州等地操滇東北次方言的苗族，這部分苗族有35萬多人，熟悉這種苗文的苗族有5萬多人?，F在主要是信基督教的苗族群眾使用，一些知識分子和干部也掌握。用滇東北老苗文出版的書有《圣經》、《贊美詩》、《馬太福音》和《花苗新課本》?！痘缧抡n本》先后印發(fā)1.5萬冊。川南、黔西北操川黔滇次方言信教的苗族也曾用滇東北老苗文翻譯出版過《圣經》、《馬太福音》等，現在也還有人掌握滇東北老苗文。滇東北老苗文屬自創(chuàng)符號與拉丁字母混合的拼音文字，每個音節(jié)由一個大字母和一個小字母組成，大字母為聲母(共32個)，構成文字的主體，小字母(共37個)，為韻母，寫在大字母的上方或右上角或右側或右下角，以小字母位置的高低來表示聲調。
第二節(jié) 新中國成立后苗文的創(chuàng)制及推行
一、創(chuàng)制苗族新文字的指導思想
苗族有自己的民族語言。但是，在舊中國漫長的歷史上，沒有本民族的文字。 文字既是表達和記錄語言及思想感情的工具，又是文化、教育、科學事業(yè)所依賴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民族文字在社會發(fā)展中，具有巨大的作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guī)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fā)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痹?953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提出了“對于那些還沒有文字的民族，應當努力幫助他們創(chuàng)造文字?！包h的八大會議，劉少奇同志在《政治報告》和周思來同志在《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也明確指出：“對于那些還沒有文字或文字尚不完善的少數民族，應該積極幫助他們創(chuàng)造和改革自己的民族文字?！?/p>
1952年，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開設了苗語班，為以后的苗語調查及苗文創(chuàng)制提供了骨干力量。黨和國家經過一系列宣傳準備工作之后，1952年，派出由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學院聯合組成的，由著名語言學家馬學良、王輔世等帶隊的少數民族語言調查工作隊，對苗族和其他民族的民族語言進行調查。
1955年5月，調查組再次深入貴州、云南、廣西3省區(qū)33個點，對苗語進行了七個月的調查后，初步將苗語劃分為東部、中部、西部及滇東北四個方言；并向同年12月在京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民族語文科學討論會提出了《苗語調查報告》。1956年5月，中國科學院、中央民族學院及有關省區(qū)共同組織了700多人的7個少數民族調查工作隊，開展空前規(guī)模的少數民族語言調查工作，以馬學良、王輔世兩位教授為正、副隊長的第二工作隊負責苗族、瑤語及其他親屬關系較為接近的語言調查任務。工作隊分成東路、中路、西路、黔中南四個中隊及海南島小組，分散到湖北、湖南、貴州、四川、廣西、廣東等省（區(qū)），記錄了70個縣市203個點的苗語材料，完成了全國苗語的普查工作。
工作隊的全體隊員，付出了寶貴的心血和艱辛的勞動，深入苗山，訪問和記錄民族語言，他們特別抓緊在一些即將離開人世的高齡老人中，搶救性地記錄了許多瀕臨失傳的寶貴的民族語言材料，查明了苗族各地區(qū)的人們在語法現象上的異同、詞匯異同的百分比例等，并歸納出了成套的語言對應規(guī)律，為召開苗族的語言文字問題科學討論會，準備了較為全面、系統(tǒng)的語言材料，為創(chuàng)制苗族的文字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苗族語言文字科學討論會及創(chuàng)制民族文字方案
1956年8月，苗語科學討論會預備會在貴陽召開，之后，第二工作隊為選擇苗語各方言的標準音地點進行了補充調查，寫出了《苗語方言的劃分和創(chuàng)立苗文的問題》的報告。
1956年10月底和 11月初，苗族語言文字問題科學討論會議，在貴陽舉行。出席苗語文科學討論會的有中央和貴州、湖南、廣西、云南、四川和中國科學院少數民族語言調查第一、二、四工作隊285位代表。苗語文科學討論會聽取了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文教司副司長、中國科學院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研究所籌備處主任尹育然作《關于少數民族語文工作和苗族語言文字問題》的報告，中國科學院少數民族語言調查第二工作隊隊長馬學良教授作《關于苗語方言的劃分和創(chuàng)立苗文的問題》的報告，貴州省副省長歐百川(苗族)作《關于苗族的文字問題》的報告，中國科學院和中央民族學院語言學顧問謝爾久琴柯教授(蘇聯籍語言學專家)作《論苗族的語言文字》的報告，到會代表本著發(fā)揚民主、百家爭鳴的精神，開展了熱烈的討論。
這次會議的成果：把苗語分為中部(標準音點是貴州凱里掛丁鄉(xiāng)養(yǎng)薅寨)、東部(標準音點是湖南花垣縣吉衛(wèi)鄉(xiāng))、西部(標準音點是貴州畢節(jié)縣先進鄉(xiāng))、北部(標準音點是貴州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石門坎)四個方言。
鑒于苗語方言復雜，雖然在語法上基本一致，但各個方言之間在語音、詞匯等方面有很大差異。若是只創(chuàng)立一種苗文，顯然不能適用于各個苗語方言的。因此，會議決定：苗語中部、東部、西部三個方言各創(chuàng)立一種文字，1905年由英國傳教士柏格里編創(chuàng)的北部方言(即“老苗文”)文字存在很多缺點，為了使這個方言文字與新創(chuàng)立的三種苗文的字母形式一致，以便于苗族內部的文化交流，按照北部方言區(qū)人民的要求，決定對“老苗文”進行改革。會議通過了苗語四個方言的文字方案(草案)。以上苗語方言名稱，經1957年7月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的“關于民族語文工作座談會”修定為：中部方言改為黔東南方言，東部方言改為湘西方言，西部方言改為川黔滇方言。北部方言改為滇東北方言。按照1957年12月國務院批準的《關于少數民族文字方案中設計字母的幾項原則》的規(guī)定，上述苗語四個方言文字方案，都是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拼音文字。
三、新苗文創(chuàng)制后的社會影響
苗語四個方言文字方案(草案)，報經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批準，開始在苗族各地區(qū)試驗推行，結束了苗族只有本民族語言，沒有本民族文字的歷史，受到廣大群眾的熱烈歡迎。
1956年人民政府幫助苗族創(chuàng)制了湘西苗文、黔東苗文、川黔滇苗文，改革了滇東北苗文后，試驗推行黔東苗文的縣(市)主要有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凱里、雷山、臺江、劍河、黃平、丹寨、麻江、施秉、榕江、從江、錦屏、黎平、天柱、三穗和鎮(zhèn)遠，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福泉、甕安、荔波、三都和都勻，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興仁、貞豐、安龍等縣，安順地區(qū)的鎮(zhèn)寧布依族苗族自治縣以及廣西的融水苗族自治縣。
為了鞏固和發(fā)展民族文字的試驗推行工作，苗族所在的各有關省、區(qū)在民族語言委員會和語言調查工作隊編譯出版了各種課本、讀物和語法字典辭典等工具書。并在中央民族學院、貴州民族學院開辦了民族語文系，在黔南、黔東南、畢節(jié)、安順等地州分別建立了民族語文學校，培養(yǎng)了一大批民族語文的教學、研究和編譯人員。
后來，在“左”的指導思想干擾下，苗族文字未能順利推行，并從60年代初起就中斷了推行工作，苗族語言文字的研究也成了禁區(qū)，大量資料被銷毀，使民族語文事業(yè)受到極大的破壞。粉碎“四人幫”以后，尤其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1980年在京召開了第三次全國民族語文科學討論會，重申黨的民族政策和民族語文政策，指出“經國務院、民委批準的文字方案繼續(xù)有效。應該繼續(xù)試行或推行?！背良帕?0年的少數民族語文領域響起了春雷，苗族文字才又逐漸恢復推行。
第三節(jié) 苗文的社會功能
苗文創(chuàng)制后，發(fā)揮了很好的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等社會功能，其作用主要表現在：
?。保?苗文的政治功能
一方面，苗文推行后，用苗文向群眾進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及黨和國家各項路線、方針、政策及法律、法規(guī)的宣傳，提高了苗族群眾的政治思想水平。使群眾更多地懂得了法律法規(guī)，用國家法律來保護自已、保護社會。另一方面，苗文推行后，使群眾體驗到了各民族間的平等氣氛，提高了苗族群眾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促進了民族團結，維護了社會安定。貴州省各級政府主要行文以漢文為主，自治州及各縣較為重視牌匾的苗文、漢文并用。80年代初臺江縣通過人大決議的形式使全縣都掛上了苗、漢兩種文字的牌匾，在一定形式上反映了各民族的平等團結?，F在苗族各自治地區(qū)主要在執(zhí)法部門和有關單位及開設有苗文專業(yè)(班)的學校掛有苗、漢兩種文字的牌匾。司法方面，苗文也在起著很大作用。劍河縣苗族姑娘姜通云15歲就被作為“還娘頭”嫁到舅舅家當媳婦，她通過進苗文班學習逐步懂得了國家的憲法、法律，用苗文給法院寫了要求離婚的訴狀。法院依法審理，使她解除了這樁不合法的婚姻。這些都是苗文推行后出現的新鮮事物。
２． 苗族文化的傳承功能
苗族人民在悠久的歷史長河中創(chuàng)造了光輝燦爛的民族文化，這些文化包括政治、經濟、文學、藝術、醫(yī)學、建筑等各個方面。由于苗族歷史上沒有自己的文字，文化傳承僅靠口傳心記，年長月久有些不免失真或失傳。苗文創(chuàng)立并推行后，這些民族文化得到更好的繼承和迅速傳播。目前。許多專家、干部和群眾用苗文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間文學資料和古籍資料，并已有一部分編印成冊出版，如《張秀眉歌》、《苗族酒歌》、《情歌》、《開親歌》、《嘎百福歌》、《苗族古歌》等苗文書籍。黃平、施秉、凱里、麻江等縣(市)民族事務委員會也分別出版了《理詞》、《豆紐》、《十路酒歌》、《十二路苗族大歌》、《神詞》、《施秉民族文學集》、《苗族理詞》等苗文書籍，大大豐富了苗族群眾的文化生活。這對于繼承和傳播苗族人民的傳統(tǒng)文化，促進各民族文化交流起著重要作用。同時，也為有關專家研究苗族的歷史和風土人情以及文學藝術等方面，提供了翔實的資料。苗文的創(chuàng)制，對優(yōu)秀的科學文化的繼承和傳播也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醫(yī)藥衛(wèi)生方面，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醫(yī)藥研究所用苗文收集苗族藥物資料近
l,000種之多，豐富了苗族醫(yī)藥學的寶庫。
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文化生活的要求也越來越多種多樣，一些學會民族文字的苗族群眾，通過舉行民歌比賽，自編自演文藝節(jié)目，舉辦多種形式的苗族語文學用比賽等活動，活躍了群眾的文化生活。還可以用苗族文字來寫對聯、寫書信、記事、挖掘整理民間文學、古籍資料等等。
３． 苗文的教育功能
苗文的教育功能，主要體現在實行“雙語文“教學能加快漢語文及其他各學科的教學進度以及農村掃盲兩個方面。民族語文進入學校開展“雙語文“教學，大大促進了學校學生“三率“的提高，在以母語苗語為主要交際工具的苗族地區(qū)，兒童在入學前大都不通漢語，甚至很少聽到別人說漢語，一入學就要學習漢語漢文，由于沒有語言基礎，很難消化吸收，學生往往對學習不感興趣，成績提高很慢，從而直接影響到學校的入學率、鞏固率、合格率的提高。開展“漢語文“教學后，通過對比教學，學生利用苗族文字給漢字注音釋意，幫助理解，從而大大提高學習水平和激發(fā)了學習興趣，學生就能進得來，留得住，學得好。雷山縣第二中學苗族學生占90%左右，他們借助苗文促進英語教學，成績顯著。1985年，該校文遠榮老師借助苗文促進英語教學的班，參加全縣英語統(tǒng)考，人均考試分數居全縣第一名，及格率居全縣平行班級第三名。1986年，該校文明美老師借助苗文促進英語教學的班，學期考試有21名苗族學生英語考分達80分至100分。其中得100分的三名學生全是苗族。
另一方面功能是，利用民族文字掃盲效果顯著。貴州農村文化落后，苗族地區(qū)農村文化更是落后。黨和政府也歷來重視民族地區(qū)農村的掃盲教育工作，但由于語言障礙，單純用漢語文掃盲效果不大，即便脫了盲，也往往因為語言文字使用的社會環(huán)境所限而不能鞏固，復盲速度快。利用民族文字進行掃盲，因為苗文是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拼音文字，易寫、易記、易認，群眾學得快、記得住、效果好。人們借助于本民族文字，加快學習漢語拼音字母，進而用漢語拼音字母給漢文方塊字注音，又加快學習漢文方塊字的速度。松桃苗族自治縣用漢、苗兩種文字進行“雙語文“教學，進度快，效果卓著，七年掃盲149,000人，文盲率下降到9%，榮獲國際閱讀協(xié)會《國際掃盲榮譽獎》，成為我們國家第五個獲得這項榮譽獎的先進縣。
４． 苗文的經濟功能
許多少數民族群眾由于沒有文化、看不懂漢文科普讀物，生產力水平低下，經濟發(fā)展較緩慢。在推廣民族文字的地區(qū)，群眾通過學習民族文字科普讀物，掌握了諸如雜交水稻的栽種技術、牲畜家禽的飼養(yǎng)技術、果樹的科學栽培等實用技術后，普遍獲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黔東南、黔南等地州、縣民族事務委員會在扶貧工作中，組織人力用苗文翻譯編寫了《養(yǎng)雞》、《養(yǎng)兔》、《農藥》等科普讀物提供給農民，通過科技知識的傳播幫助農民發(fā)展生產。1988年，三穗縣民族事務委員會在該縣寨頭鄉(xiāng)發(fā)展柑桔生產時，也用苗文翻譯柑桔栽培與管理技術資料送到苗族群眾手中。還辦了一期柑桔技術培訓班，讓群眾對照苗文書本學習到栽培和管理技術。當年，該鄉(xiāng)就建立柑桔基地124畝，超計劃的24%，栽種的柑桔ll,680株。成活率達98%?，F僅此一項每年產值達20萬元以上。
５． 苗文的傳媒功能
(l)報紙刊物：
1985年1月，貴州省第一家《苗文侗文報》在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出版發(fā)行，第二年《貴州民族報》也在貴陽創(chuàng)刊。在這期間，許多縣也創(chuàng)辦了自已的報紙和刊物，如臺江縣的《臺江苗文報》、黃平縣的《飛云崖》、麻江縣的《貴人峰》、丹寨的《龍泉山》、雷山縣的《雷公山》、施秉縣的《舞陽河畔》、《苗族文化》等。黃平舊州、谷隴等鄉(xiāng)、鎮(zhèn)的苗文愛好者也自發(fā)創(chuàng)辦了《舞陽河》、《清水江畔》等苗文油印刊物。另外，貴州民院民語系、黔東南民族行政管理學校、黔南民族行政管理學校也辦有自已的苗文刊物，貴州省文聯的《南風》也有苗文專欄。這些報刊的創(chuàng)辦發(fā)行，對于宣傳黨和國家的政策、法律、對群眾掌握科技文化知識、繼承苗族優(yōu)秀文化都起到積極作用。
(2)廣播、電影、電視：
1986年4月，貴州省民族事務委員會、貴州省文化出版廳、貴州省人民廣播電臺決定在貴州人民廣播電臺的文藝廣播節(jié)目中，開辟《民族文工隊》專欄文藝節(jié)目，每周播一次，每次30分鐘。1987年8月，貴州人民廣播電臺舉辦《民族之音》苗語廣播節(jié)目，每周一次，每次15分鐘。這一時期，許多縣也開展了苗語廣播。而且有一定規(guī)模。如黃平縣廣播站1987年創(chuàng)辦的《苗語廣播新聞》，利用趕場天和星期天的早、中、晚時間播出有關農村的政策和少數民族群眾關心的本地新聞。1990年改為《民族之聲》后，利用調頻廣播播出，深受廣大群眾的好評。從開始到1994年底，該縣苗語廣播已播出480小時，播出稿件9,000余篇。電影方面：80年代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電影公司涂磁錄音站配備了苗語配音演員，積極譯制苗語影片，從1981年7月到1991年8月的10年時間里，譯制的故事片有158部，科教片有41部。這些媒體以苗文形式出現，深受廣大苗族同胞的歡迎，對于苗族地區(qū)的社會教育效果非常好，群眾可以從中了解國家大事，獲取經濟信息，欣賞民族藝術等。
第四節(jié) 苗文在當今苗族教育中的疑難
一、 苗文與苗族兒童的啟蒙教育
苗族語言文字是苗族人民心智活動的工具，具有開發(fā)智力的功能，在教育中起著重要作用。在不通漢語的苗族聚居區(qū)，在兒童入學前只掌握母語的條件下，啟蒙階段實行雙語教育的必要性已經被實踐反復證明。教育心理學研究表明，兒童接受啟蒙教育，首先要學習和掌握認知方法。識字必須通過母語聯想到字形所表達的意義才便于記憶。吸收知識也必須運用語言在感知過程中的概括功能，才能夠根據已知事物來認識未知事物。在這些環(huán)節(jié)上，兒童的母語與啟蒙階段的教學語言相一致，顯然是非常重要的條件。實驗證明，兒童的發(fā)展在不同教學體制、不同教材、不同教學方法下，是有顯著差異的。在不通漢語的苗民族地區(qū)實行雙語教育，不可避免地會遇到許多困難。這些困難不僅表現在雙語教育的組織上，而且表現在決定雙語教育的內容和對雙語教育效果的測量方法上。從苗族地區(qū)實際情況看，在不完全通漢語的苗族聚居區(qū)，苗族兒童只有實行有效的雙語教育才能夠真正開發(fā)智力，普及義務教育，進而培養(yǎng)出苗漢兼通的有用人才。
這一點，貴州省教育委員會關于《民族地區(qū)幼兒語言教育研究》的結果可以作為佐證。該項目由貴州省教育委員會1995年批準立項，并于1997年12月完成。該項目主要以貴州苗族地區(qū)幼兒語言教育現狀調查、幼兒教育規(guī)律及優(yōu)化教學模式為研究對象，主要采用典型取樣與動態(tài)觀察的研究方法，歷時3年，取得了預定的成果。該項研究的初步研究結論表明，苗族等其他少數民族兒童在同等條件下，對語言的感悟能力及語言學習的效率都不比漢族兒童低。兒童在5歲以前，由于對母語的基本掌握尚不完備，進行第二語言教學最佳時機尚未成熟；5～6歲的兒童，是學習第二語言的最佳時期。適時地進行第二語言的教學，可望收到最大的效益。研究結果還表明，國內外某些權威著作中關于少數民族兒童學習漢語普通話會較多地受到其母語干擾的說法是不符合實際的。觀察實驗表明，即使是處于完全的少數民族語言環(huán)境中的兒童，在基本習得其母語的基礎上，學好規(guī)范純正的漢語普通話也不是困難的事情。這一研究打消了小學階段進行苗文雙語教學，是否有利于苗族兒童學習漢語的顧慮。
二、 雙語教學普通教育
關于雙語教學與中小學普通教育的結合，近十年來黔東苗文推行在這方面的經驗值得研究和借鑒。首先是教材跟得上，近十年來公開出版的黔東苗文教材和工具書計12種481,000冊，其中《六年制苗漢雙語文教學課本》l～7冊，苗語《語文》l～3冊，《數學》l～2冊，《自然》l冊，計30萬冊，黔東苗文掃盲課本2種，《苗文學習》l～4冊，計印154,000冊，《苗漢詞典》、《漢苗詞典》、《苗語俗語小詞典》、《苗語語法》、《黔東苗語基礎知識》等工具書27,000冊。此外，各縣(市)自編自印的鄉(xiāng)土教材還有許多，如凱里的《小學苗文課本》、《苗語語音》、《苗漢詞匯》，臺江的《生詞生字苗漢對譯教學參考書》，施秉的《苗語課本》、《六年制小學苗漢語文課本》(第一、二冊)、《讀苗文》、《苗文助讀》、《苗文課本》等等。
貴州省黔東苗語文進入小學和中學，從1981年個別學校的試點發(fā)展到1983年的大面積試點，這是跟教育系統(tǒng)的支持和配合分不開的，近15年來，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實行苗(黔東方言)漢雙語文教學的學校歷年累計1,040所，其中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902所，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138所；教學班1,654個，其中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433個，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221個，學生56,588人，其中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48,191人，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8397人。在凱里民族師范學校、黔東南民族行政管理學校自1984年以來，也相繼開設了黔東苗語文課。大專院校中的苗文教育情況：在大專院校開設苗語文班的有--中央民族大學(原中央民族學院)、貴州民族學院。中央民族學院1952年開始招收苗語文班培養(yǎng)了一批苗語文的專家。80年代起中央民族學院民族語言文學三系開設招收苗語文大專生、本科生和研究生。貴州民族學院從1958年開始招收苗語言文學本科，后停辦。80年代后，恢復苗族語言文學專業(yè)大專招生，1995年恢復本科招生。大專院校的苗語文教材。一般都是教師自編。中央民族大學、貴州民族學院都設有教研室，有專人負責苗文教學。
中小學的苗文教學問題：課程及學時的設置，是先學苗語文，還是先學漢語文？是苗漢雙語文教學并舉，還是以學漢語文為主，苗語文只是輔助教學得工具？是苗漢語文各占一半，還是教學比例有輕有重？這些問題在實際操作中都沒有很好解決并規(guī)范化。苗文在中小學中的雙語文教學，取得了一定的教學效果，提高了苗族兒童的入學率、鞏固串和升學率。但由于民族地區(qū)的教學體制還不夠規(guī)范、教材還沒能配套，雙語文教師待遇過低(20～50元／月)，苗文教師編制和民轉公的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影響了雙語文教師的積極性和穩(wěn)定性，進而影響了教學效果。
苗語文的高等教育問題：畢業(yè)生的就業(yè)及走向是目前苗語文高等教育最為嚴峻的問題。一方面，各級民族語文機構需要苗族語文人才，但另一方面，由于體制和編制等原因，這些人才卻不能充實到苗族語文工作中去。苗族地區(qū)的各級中小學需要苗語文師資，可是這些畢業(yè)生由于種種原因，幾乎無緣登上苗文講壇。就業(yè)專業(yè)不對口，無形是苗語文高等教育的損失。國家花費了一定的財力物力培養(yǎng)苗語文人才，由于現實種種原因造成了苗語人才資源的不合理浪費，應該引起政府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第五節(jié) 發(fā)展和發(fā)揮苗文文化教育功能的新思考
一、 對使用苗文與民族平等與民族尊嚴關系的思考
據1995年10月中國科學院、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和貴州省民族事務委員會組成的專家調查組在黔東南的調查，有極少數人對苗文及苗文的推行持否定態(tài)度，其觀點主要有：①中華民族共同使用漢語文將更有利于各個民族的生存和發(fā)展。②語言發(fā)展遵循的是優(yōu)勝劣汰的規(guī)律，苗文宜任其存在，而不宜提倡，更不能強化。③民族平等的體現是多方面的，缺一個文字不見得就不平等。④學校中不宜開設苗文課，這樣會影響教學進度，影響漢語文的學習。⑤苗文使用區(qū)域有限，人們應將有限的時間和精力學習漢語和外語，因為這些語文的用途比黔東苗文大得多。這些觀點值得研究。我們覺得，盡管從宏觀上看，苗語與其他少數民族語言處在不平衡的雙語環(huán)境中，是弱勢語言，但是從微觀上看，就那些不掌握或不完全掌握漢語的苗族人來說，苗語在現實生活中又是強勢語言所不能完全替代的。我們知道，語言文字不僅僅是人們的交際工具，同時還是民族的重要標志，是民族的象征。盡管苗族語文在一些重要場合的使用僅僅具有象征意義，然而是必不可少的。因為重視苗族語言文字的使用往往表示對苗族的尊重，體現著國家民族平等。在不平衡雙語環(huán)境中生活著的苗族，對自己的語言文字懷有特殊的感情，他們對別人是否尊重自己的語言文字是敏感的。重視還是苗族的語言文字的使用，在特定的場合就有非常重要的社會意義和政治意義。從這個角度來看苗族語言文字的功能，就不能不承認民族語文工作在調節(jié)民族關系、加強民族團結、維護民族地區(qū)社會穩(wěn)定中所起的特殊作用。苗族語言文字不僅僅是苗族人民的交際工具和苗族民族的重要標志，同時也是文化的載體。苗族有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一系列文化成就是通過自己的語言文字表達出來的。苗族語言文字的使用對苗族文化的傳承起著重要作用。
二、 關于苗文的統(tǒng)一問題的思考
90年代以來貴州苗學研究會的多次學術研討會，都有專家提出：苗族三大方言區(qū)的苗文，應該統(tǒng)一。關于三大方言區(qū)的苗文能否統(tǒng)一問題，涉及的理論問題較多，這里我們不作更細致的討論。但是川黔滇方言的文字統(tǒng)一問題，應該說目前已經提到了議事日程。講這一方言的苗族，除了中國的境內的川、黔、滇、桂等省區(qū)的156萬苗族外，尚有境外的95萬苗族。國外苗族居住在越南(40多萬)、老撾(20多萬)、泰國(12萬多)、緬甸(l萬多)以及70年代移居美國、法國、加拿大等西方國家的20多萬，除了中國的苗文，他們主要使用在中國境外創(chuàng)制的兩種拉丁字母苗文。越南苗文接近越南文，元音字母上附加符號；老撾苗文用兩個相同的元音連在一起表達帶鼻音韻尾的韻母或用一個單元音連在一起表達帶鼻音韻尾的 韻母或用一個單元音表達鼻化元音韻母。中國苗文、越南苗文由政府創(chuàng)制，有法律地位。老撾苗文雖然由傳教士和語言學家創(chuàng)制，沒有法律地位，但是老撾苗文隨苗族移民傳到西方國家后，他們?yōu)楸３直久褡鍌鹘y(tǒng)文化，用這套苗文實施教育和進行苗族文化的國際性交流，因而影響較大。目前，該套苗文在云、貴地區(qū)也得到了流行。加上原來柏格里苗文在云貴一些地區(qū)尚在使用，可以說苗族西部大方言區(qū)實際有四種文字在苗族社會中使用。為了加強交流，中外苗族人民都產生了統(tǒng)一文字的愿望。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負責人最近指出：我國陸地邊境很長，沿陸地邊境有20多個少數民族與境外相同的民族毗鄰而居。其中有些民族境內外使用的文字有程度不等的差別。正確處理跨境民族的文字關系問題已經提上日程?？缇趁褡宓奈淖謫栴}不僅僅是文字本身的問題，同時還是對我國少數民族的文化、宣傳、教育隨時隨地發(fā)生著直接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現實問題。我們要在獨立自主、睦部友好的外交政策指導下，在堅持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前提下，提出對策，積極、慎重、穩(wěn)妥地處理好這方面的問題。苗文的統(tǒng)一問題，是值得重視的時候了。
三、 苗文推行中的具體問題的解決
苗文試行工作，由于有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關心和重視，有廣大苗族群眾的積極支持，有一支熱愛苗文工作的專業(yè)隊伍，所以取得了如此可喜的成績?？墒且策€存在不少的問題，如宣傳工作還做得不夠，才導致了某些領導同志和部分干部及知識分子，對苗文工作缺乏足夠的認識和理解，有的甚至還持反對態(tài)度；工作機構還沒有健全，雖然在三個自治州民族事務委員會設立了語文科，但也只有幾個事業(yè)編制，無法適應全州民族語文工作發(fā)展形勢的需要；由于苗文還沒有被批準成為正式推行文字，教育部門沒有把雙語文教學納入正規(guī)教育軌道，苗文成績沒有計入總分，影響了學生學習苗文的積極性；民族語文教育經費沒有列入地方財政開支，每年所需的經費都只是從民族事務委員會那有限的民族機動金中列支一小部分，遠遠滿足不了工作發(fā)展的需要等等。但從目前的情況看，苗文的發(fā)展趨勢是好的，實踐證明是成功的，已具備了正式推行的條件，希望有關部門能盡快按照國家規(guī)定的報批程序上報國務院批準為正式推行文字，使之更好地為社會服務。
四、 推行苗文應該與經濟建設緊緊掛鉤問題
黨和國家實行的推行民族文字政策其目的就是通過這一渠道來提高各民族的文化素質，進而發(fā)展他們的經濟，縮短漢民族地區(qū)與少數民族地區(qū)以及各個少數民族之間各方面的差距。但是，現在很多地區(qū)卻把推行苗族文字和發(fā)展民族經濟二者割離開來，“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二者毫不相干，有些地區(qū)推行苗文只是因為上面來了文件，為了完成任務，形式主義特別嚴重。這些都是對推行民族文字政策的目的誤解的結果，也是推行民族文字工作的主要障礙。苗族地區(qū)的群眾看到推行了幾年的苗文并沒有給他們帶來多大的好處，反而占去他們的一部分時間和精力，因此，原有的熱情開始冷化了，甚至有的人還懷疑起自己民族文字來，使苗文的推行不能正常進行。事實上，推廣苗文與發(fā)展經濟其實并不矛盾，要解決好這些問題，其中的一個重要的辦法就必須把推行苗文和發(fā)展民族經濟掛鉤。苗族地區(qū)的經濟要盡快發(fā)展，那么苗族的廣大勞動人民本身必須掌握一定的先進生產經驗和科學技術。應該說，推行苗文的過程，正是傳播先進的生產經驗和科學技術的好時機，經濟工作者、科學工作者和民族文字翻譯工作者應把推行苗文和發(fā)展民族經濟有機地結合起來。我們要根據苗族各地區(qū)的特點和特殊情況，有選擇性地翻譯科學小品、先進的生產經驗和實用技術的文章，尤其是那些投資少見效快“吹糠見米”式的致富之路的文章譯成苗文，出版苗文的科技小報或讀物，讓那些懂得苗文的民族同胞去學習、參考，并且要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給予大力的指導和扶持，使他們在短時間內經濟收入有所提高，生活條件有所改善。只有他們嘗到了甜頭，自然而然地感覺到學習自己民族文字的重要性，從而充分地調動其學習的積極性。這樣才能達到了一舉兩得的效果：既能使苗文順利推行，民族文字的發(fā)展推到更繁榮更高層次的階段，更重要的是發(fā)展了苗族地區(qū)的經濟，逐步消除因經濟的不平衡性而帶來的各種民族問題，這就是我們推行苗文的目的之所在。
五、 加快苗文推廣、學習以及出版的電子化進程
編輯出版電子化是當今世界的發(fā)展潮流，苗文的試行和推廣，要在這方面迎頭趕上。有關部門要積極牽頭，讓苗文專家要與軟件開發(fā)專家聯合起來，組織開發(fā)苗文的字處理軟件的編制、編輯苗漢電子詞典和智能自動化翻譯軟件。各級苗文管理機構，要注意現代自動化辦公設施的配備。要培養(yǎng)既懂電子編輯出版業(yè)務又懂苗文的專家人才，盡快出版苗文多媒體出版物，滿足苗文的電化教育的需要。只有盡快使各地苗文駛入現代信息高速公路，才可能實現苗文作為跨境民族文字的現代文化功能，使苗族文化多角度、多方位推向全世界。
黔網文（2018）
4500-013號
